虽然儒家确立了中国丧葬礼仪的大传统，但习俗是在民间约定俗成的，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考察中国传统民俗的成立，约略可以看出两条途径，其一为由上而下，由礼而俗；另一条则为由下而上，由俗而礼。丧葬礼仪也是如此，既有所谓儒家制定的礼，又有种种民间杂俗，前者具有浓厚的伦理化倾向，而后者则充满了宗教气氛。

　　丧葬礼仪中的民间杂俗大多是由于宗教的影响，因为几乎人类的所有宗教都以关心死亡及生命的归宿为主旨。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最大者莫过于佛教、道教、儒教以及民间宗教。儒家具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因此有些学者否认它是一种宗教。它对传统丧葬习俗的影响便是上文所论述的种种礼制。下面我们试探讨佛、道教与儒教的融合以及由此而来的丧葬礼仪变迁。

　　佛教原成长于印度，两汉之际，中国通向西域各国的丝绸之路已经开通，这是中西文化交通的第一次高峰。佛教势力也从印度本土扩展到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最后传入中国。汉末战乱，民不聊生，佛教迅速在民间兴盛起来，经过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历代，佛教终于成为中国三大教之一，对中国文化的各方面均带来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丧葬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带来了一种新的死亡观念。在传统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灵魂不死的信仰，但经儒家伦理化解释，越来越关心的是死者的灵魂，灵魂附于虞主，供奉于祖庙。但对于死者生活的世界及灵魂的归宿、变化则几乎没有什么说明。佛教则带来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及“六道轮回，转世托生”等观念，从而为人类的死亡世界做出了明确的解释。佛教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和中国上古信仰中的报应有类似之处，这也是两种文化融洽沟通的结合点，但佛教教义更加系统化、更加明确，这也是它为民间乃至上层广泛接受的原因。按照佛教的理论，众生有身口意三种活动，其中身是身体发生的动作，口是嘴说的言语，意是人的思维活动，三种活动又称为业。众生有善、恶二业之分，顺理利人为善，违理损人为恶。善业有十种：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搬弄是非）、不恶口（说不恭敬的话）、不绮语（花言巧语）、不贪欲、不嗔圭心（上下结构，念仇）、不邪见。前三种是身业道，后三种是意业道，中间四种则是口业道。与此相对的则是十不业道。佛教认为业是产生结果的原因，即业因，由业因而来的果报便是业果。众生按照今世的业力可在来世获得不同的果报，行善者得善报，行恶者得恶报。果上又可造新业，再感未来果报，如此往复流转，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天上、人间、阿修罗、地狱、饿鬼、牲畜六道，胎生、卵生、化生、涅生四生里轮回贯通转生不止。这就是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六道轮回，转世托生”。

　　佛教的传入对丧葬礼仪之变迁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略的。首先，佛教为华夏民族带来了一种新的丧葬习俗——火葬。火葬在中国古已有之，如《墨子·节葬下》云：“秦之西有仪渠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退，然后成为孝子。”《荀子·大略》亦云：“氏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但中国历史上的火葬在佛教传人以前，一直只限于边少数民族，为中原华夏族所不斥。佛教因为信奉六道轮回、转世托生的死亡观念，对死者肉体并不关切，实行的是所谓

　　“荼毗”——火葬。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使火葬亦随之传布开来，唐代敦煌地区由于地处中西文化交通的最前沿，便已开始流行火葬。至宋，火葬已广泛流行于中国各地，尤以河东、江南、福建等地为盛，以至宋、明统治者不得不严加禁止，并设立漏泽园、义冢，以解决贫困者无力购置墓地的问题。这些措施又反证了中国火葬之盛，据有些学者研究，“凡是佛教昌盛的地方大多也是火葬流行的地区”。

　　佛教还给中国传统丧葬礼仪程序带来了所谓“七七追荐”。七七追荐又称七七斋、水陆道场、水陆大会、水陆会、水陆斋仪等，是一种超度死者亡灵的大法会，主要来源于佛教信仰。在佛教的轮回转世观念中，人死后在七七四十九日内，分七阶段随业力受生，七七追荐便是为了替死者消罪免祸、诵经修佛，以投入善良之家，因而延请和尚设斋念经，礼佛拜仟，追荐亡灵。七七追荐在南北朝开始流行于世，《北史》卷八O《胡国珍传》记载了北魏灵太后之父胡国珍死后延请和尚做七七斋的情景。唐以后，此风更盛，而且和尚开始参与儒家所制定的其他丧葬程序，故司马光说：“世俗信浮屠狂诱；于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丧，饭僧，设道场，或作水陆大会，写经造像，修建塔庙，云为此者，减弥天罪恶，必生天堂，受种种快乐；不为者，必人地狱，剉烧舂磨，受无边波吒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