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说，人类社会的生存有赖于三类对象，于是中国古代的祭祀形成了三类祭祀行为：

　　一是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的自然对象，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故谓“生之本”。于是祭祀天地。如明、清时期皇帝亲率王公百官在北京城东南的天坛祭天，在东北的地坛祭地。

　　二是先祖，是人们家族、种族的来源，故谓“类之本”。于是祭祀先祖父母。太庙是皇帝家祭祖的地方，明、清时期的太庙在现在故宫东侧，现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地方。民间则有祠堂祭祖，现在中国人仍有清明祭祖的习俗，历文革十年摧残几近销声，文革后又重新行之如故。

　　三是先王先师，如黄帝、孔子，是社会治理的根本，故谓“治之本”。于是祭祀历代圣贤忠烈。因代都有忠烈祠，就是祭祀本朝为国捐躯者，以及历代忠烈之士。由此延伸，旧时乡间幼童入学要向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首大礼，并向老师行跪拜礼。

　　郑国治牧师则表示：在中国的祭祀系统中，从天到地，从日月星辰到风雨寒暑雷、以至于亡灵及动植物，就连受造界之禽兽(如猴子有齐天大圣，孙悟空，猴将军;牛有牛魔王，牛将军;猪有猪八戒，猪公;蛇有白蛇精，蛇圣公;狗有狗公;虎有虎爷;狮有石狮;马有马将军;兔有兔将军;鱼有鲤鱼旗;鸟神、虫神……多得不胜枚举。将动物拟人化，或拟神化。祭拜的用意，总希望能保护平安，不扰乱家人，不遭祸灾)、自然界无生命之物(如雨师、风伯、雷公、云神、闪电神等等)都无所不祭。

　　在成为被祭祀的对象这方面，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当你把什么东西奉上神坛被祭祀，也就成为一种象征的符号与无生命的东西。正因为无生命、才无处不在，才会让人敬畏。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最终被供奉起来，所以才谨言慎行，才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

　　相对而言，这应该说是一种更为负责任的生活态度。

　　另外，两种祭祀文化的心态也不同。中国文化注重“诚心”、“敬虔”与“圣洁”。孔子在《论语.八佾》就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而西方的祭祀更多的是出于恐惧，比如为个人的祭祀就包括a. 为赎罪的赎罪祭;b. 为补过的赎愆祭;c. 为许愿或感恩的平安祭;d. 将自己献给上帝的燔祭;e. 将工作献给上帝的素祭;f. 特别的祭：

　　西方的神更多地是自诩为领袖，并辅之以诅咒，其恶毒的语言总是让人感觉不寒而栗;而中国的神更多的是被捧上去的，是通过约束自己或者帮助别人成就事业而被尊为神的。在这点上，中国对祭祀的态度更为发自内心。这也是中外在祭祀与信仰上的一大区别。

　　三、反思中国祭祀文化的沦落：

　　在中国古代，祭祀既是民间重要的民俗行为，又是国家一项重要的政治礼仪制度，在民间的社会生活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故历朝受到重视。

　　郑国治牧师的总结说，祭祀有治理国家的功能，有社会团结的功能，有社会教化的功能，有心理辅导的功能。

　　礼记：“禘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论语》子曰：“知禘之说者，治国其如示诸掌。”所谓“禘”，就是一种祭祀，又称殷祭，或祫祭;这种祭祀，每五年举行一次，就是联合群庙的总祭祀，“祫”祭则每三年举行一次，以表示国家太平盛治。

　　——可见祭祀为古代治国之本!

　　《礼记 祭统》中说：“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又说：“祭者，教之本也。”十伦指十种意义，十种效用，牵涉到社会各层面的关系，包括宗教、政治、人伦、家庭、婚姻体制，以及社会各层面的人际关系。这种祭祀教化的功能显于社会。

　　祭祀教导对君王的忠诚，对父母长辈的孝敬，对友朋的信用，联系了社会的人际关系，也组成了国家的亲和力量!

　　但这种祭祀文化在最近百年以来逐渐没落了。但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到现在，已经很难再见国家规模的祭祀了，这或许是一种失落。在2008年12月31日的文章《关于被误解一个世纪问题的另类解答》中，本人对孙中山先生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伟大成就表示置疑，现在看来，孙中山在中国祭祀文化上的破坏力上同样是“功不可没”!

　　比如，“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废除了跪拜礼，代之以鞠躬礼，这是对的;但父母去世了，子女行礼也不跪拜了，也行以三鞠躬礼。这合理吗?母亲对子女有十月怀胎之苦，父母对子女有三年抱怀之累，终身关爱之恩，他们去世了，子女们瞌几个头难道过份吗?怎么就成了“封建迷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