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25日，江泽民)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首都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极其沉痛地悼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我国辽阔疆域各个地方的工厂、农村、商店、学校、连队、机关、街道的广大人民群众，此时此刻，也都同我们一道，缅怀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寄托我们的哀思。

　　几天来，全国各族人民，包括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为中国失去了邓小平这样一位伟大人物，感到无限悲痛。世界人民，各国领导人和各方面国际朋友，也为世界失去了邓小平这样一位伟大人物，表示深切哀悼。

　　中国人民爱戴邓小平同志，感谢邓小平同志，哀悼邓小平同志，怀念邓小平同志，是因为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七十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是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建国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我们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国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综合国力愈益强盛起来，人民生活逐步富裕起来，社会主义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邓小平同志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今天同样应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领导人民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要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两次伟大革命的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两次伟大革命，两次历史性飞跃，造就了两个伟大人物，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和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战友、事业继承者的邓小平同志。

　　在旧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共产党人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没有现成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开辟自己的道路。这是一条武装斗争的道路，是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开辟出来的。邓小平同志坚定地走这条道路，在广西发动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他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由于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挫折。在长征途中，他参加了标志着党的历史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和刘伯承同志一起统率部队，总是处在战略全局中的关键位置，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线，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重大战略决策，不畏艰险，勇挑重担。他先后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代理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开辟和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国内战争爆发后，他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同刘伯承同志一起率领大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从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在战略决战阶段，担任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同这两个野战军的领导同志一起，领导了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领导了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及东南诸省，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然后又率部进军大西南，参加领导了和平解放西藏，完成中国大陆的解放。邓小平同志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战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面临着怎样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探索一条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邓小平同志从西南调到北京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党中央秘书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在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政治局委员。他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提出和深刻论述了党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在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在他担任总书记的十年间，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为总结经验，纠正失误，调整政策，克服主要由于“左”的错误而出现的三年经济困难，担负起繁重的任务，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历史上的严重错误，邓小平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又一次受到严重挫折。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后，邓小平同志复出，一九七五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他力挽狂澜，强调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冒着再一次被打倒的风险，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次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验，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愿望，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成效。由于整顿的深入势必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同志又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再度被错误地撤销一切职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严重挫折。但是，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面临着重大历史关头，就是能否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从困难中重新奋起，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迫切要求下，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原来担任的职务。在决定恢复他职务的中央全会上，他这样讲：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他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随后又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始形成。这次全会，标志着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