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墓葬最引人注目的是奇特的“套头葬”和其他几种特殊葬式。

　　“套头葬”指用铜釜套于死者头顶的埋葬方式。过去在赫章可乐曾发现过，但远不如这次发现的形式多样。其一是用鼓形铜釜套于头顶，与过去所见相同。不同的是在墓坑底部四周用未经加工的石块垒砌一圈。其二是用一件大铜釜套头，另用一件大铜釜套脚，脸上盖一件铜洗，双臂上也放置有铜洗。其三是用一件大铜釜套头，用一件大铜洗垫于脚下，右臂垫一件铜洗，左臂旁侧立一件铜洗。“套头葬”铜釜内基本都保存了一部分头骨，可看出均为仰身直肢葬。另外都发现使用木棺的痕迹。

　　除“套头葬”外，还发现几种特殊埋葬方式。一种是用铜洗盖于死者脸部，发现2座墓。铜洗下头骨大部保存，肢骨却完全朽坏无存。再一种是用铜洗垫于死者头下，仅发现1座墓。头骨已不存，但洗上保存了一对铜发钗，洗边沿还保存了一对骨质耳环的残痕。另一种是在死者头侧墓底斜插一件铜戈，共发现4座墓。铜戈或插于左侧，或插于右侧。

　　“套头葬”及这些特殊葬式在国内其他地区尚未发现过，属夜郎民族特有的葬式，所反映出的丧葬意识和宗教观念很值得研究。

　　随葬器物共出土540多件。器物分布多寡不一，许多墓空无一物；有的墓仅1、2件；稍重要的墓常有1戈、1剑组合或附其他器物；最重要的墓随葬器物达百余件。

　　随葬器物包括铜、铁、陶、玉、漆、骨等不同质地。其中最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主要包括“套头葬”铜釜、兵器、装饰品和陶器等几类。

　　“套头葬”使用了两类铜釜。一类是辫索纹耳大铜釜，宽沿外侈，鼓腹，圜底，腹上部纵向安置一对硕大的辫索纹环状耳。274号墓出土的一件大铜釜肩腹部装饰一对圆雕立虎，立虎昂首扬尾，呲牙长啸，十分威武。这类铜釜共出土3件，外壁都附有较厚的烟炱。另一类是鼓形铜釜，也出土3件。这种形制的铜釜最早出土于云南祥云大波那和楚雄万家坝。赫章可乐先后已发现这种铜釜10余件，都用于“套头葬”墓。

　　兵器中以卷云纹茎首铜柄铁剑、卷云纹茎首铜剑和无胡铜戈最有特色。铜柄铁剑之柄饰镂空卷云纹和精细的雷纹、辫索纹，造型优美，工艺精良，表现出高超的设计和技术水平。青铜剑形制和铜柄铁剑相似，但造形与工艺明显逊色，可能是一种早期形制。铜戈皆直内无胡形，可分为长方形内和Ｍ形内两类。内上常有浅浮雕图形装饰。如350号墓出土的Ｍ形内铜戈，内上饰3个牵手上举的人图形，援上也有图形装饰。类似的铜戈在贵州黔西南地区曾有出土，可能反映了地域之间的文化联系。

　　装饰品种类甚多。其中发钗皆铜质，包括4种形制。最多见的为Ｕ形双股发钗，其次为首部缠绕为簧形的双股发钗。发钗使用时，常见两只交叉平插于头顶。有的紧靠头骨，有的距头骨4—5厘米，说明发髻竖立于头顶，有高、低不同形式。这与《史记》记载夜郎民族为“椎髻”的发型特征正相吻合。

　　耳环有骨和玉两种，以骨为多。佩戴方式不一，有的双耳各佩1件，有的仅佩单耳，或在单耳上重叠佩3件。玉仅出土1件，主体呈璧形，外缘饰4片对称的冠状装饰，造形颇别致。

　　手镯皆铜质。往往多只成组佩戴，双手数量不一定对称，有的右手戴1只，左手戴3只。佩戴最多的，双手各排列10只。手镯形制主要为窄条环形和宽带环形两种。宽带环形手镯有的镶嵌有数列细小的绿松石片，石片呈圆形或多边形，直径约0.15厘米，中心钻有小孔。

　　装饰品中还发现一些小铜铃、铜带钩和用玛瑙管、玉珠、骨珠等穿缀成的项饰。

　　陶器出土不多，遇有出土每墓也仅1件。器形主要为单耳小罐，还有盘口瓶、圈足单耳小杯等。其中特点突出的是折腹饰3—4个乳钉的单耳罐。陶器皆黄褐色，夹细砂，手制，火候不高。

　　此外还出土1件桥形钮铜印，印面正方形，印文为朱文篆书“敬事”，又释“敬吏”。

　　赫章可乐位于贵州西北部，处乌蒙山脉中段东缘。从古文献和目前发现的资料看，应属古夜郎国范围，但可能还不属夜郎国中心区域。《史记·西南夷列传》称：“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夜郎与滇当时应同为西南地区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方国。滇文化的面貌现在已逐渐显现，但夜郎却始终是历史未解之谜。作为一种重要的地域文化，夜郎是中华文明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近年来贵州已将夜郎考古作为重大课题来开展，力争通过对有关区域的排查和对重点项目的发掘，逐步揭示夜郎文化的面貌。赫章可乐夜郎考古的重要收获，将推动这一课题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