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8-12-22 作者：袁鹰 来源：文汇报

　　“笔会”近日连续刊登两篇谈挽联的文章，让对此有兴趣的读者有空谷足音的欣喜。报刊书籍介绍名胜古迹的文字中，常常引用有关诗词和对联，坊间也见过不止一种“对联大观”一类的书籍，却很少见过专门写挽联的文章。对联，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形式中几乎是举世独一无二的，而作为对联一大门类的挽联，比之气势非凡的殿堂庙宇楹联，比之于山水名胜的风景联，比之于应酬交际的颂联寿联，比之于个人书斋内抒情言志的小联，比之于随处可见的春联门联，更加易写难工，不亚于诗词。如顾土先生文中所说，它所需作者具备的才华是多方面的，“需要才情，知识，也需要个性十足，有文化个性的挽联才是真文化，真水平。”但是挽联如今传承得最少，它存在的水土也渐渐流失和泯灭，使人感喟而又无奈。

　　1936年lO月，鲁迅先生逝世，追悼会上悬挂了许多挽联，后来曾经收辑在一本纪念集中，现在仅记得两副。一副是蔡元培的：“著作最严谨，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尤沉痛，莫做空头文学家。”元培先生在鲁迅许多遗言中只取“莫做空头文学家”一句，极有见地，含意深远。另一副是徐懋庸的“敌乎友乎，余唯自问。/知公罪我，公已无言。”鲁迅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长文，使徐懋庸在当时文化界和后辈读者中似乎成为了一个反对鲁迅的形象。其实他一直是崇敬鲁迅并且师承鲁迅的杂文家，他的第一本杂文集《打杂集》，就是鲁迅作序介绍出版的。鲁迅赞许他：“有不少‘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是空头文学家，而你每年至少译一本书，而且文章写得不少。”这副挽联短短十六个字，却在深沉的哀思中蕴含了万语千言。

　　1946年1月，上海各界在玉佛寺古刹举行公祭大会，悼念上年“一二·一”国民党反动当局制造的昆明血案中死难的于再烈士。玉佛寺大殿外广场上挽联如林，表现了正义人士对反动派专制残暴的愤恨。柳亚子先生挽联是：“九龙池迥，篾子坡平，更为滇都增痛史。/鲁迅湖澄，钱塘江阔，忍从歇浦奠英魂。”亚子先生完全用传统手法作联，九龙池篾子坡均是昆明地名，鲁迅湖即西湖，四十年代郭沫若等著名文化人建议将西湖改名为鲁迅湖，于再是杭州人，故用此典。而圣约翰大学送的“你可听得同胞的哭喊吗，死难的朋友?/我已看见民主的曙光了，继起的人们。”唐弢、柯灵两位作家送的：“居然杀了你，于先生，于先生，在这般时代，有如此国家。/切莫放过它，刽子手，刽子手，既不许自由，讲什么民主!”还有不少同这两副类似完全不同于传统形式的挽联，都强烈地表达了真挚的感情。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争民主反专制的浪潮中，有的挽联必然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文辞华美、对仗工整都在其次。记得1947年著名翻译家耿济之先生在中国政府驻苏联赤塔总领事任上病逝，叶圣陶和开明书店编辑室几位先生共献一副挽联，交我在上海《联合晚报》副刊《夕拾》发表。挽联由圣陶先生执笔：“居东北外交之选，谁柄国钧，竟使长才沉下吏。/通中苏文化之乡，人传信译，永将大笔曜千秋。”在沉痛中指责反动政府对优秀人才的埋没，使人倍增愤慨。

　　可惜的是，能打动人心、长久留下印象的好挽联如今真是很少见到了。多年来，我参加过许多文化大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一簇簇花圈丛中也都悬挂着不少挽联，多数是空泛的颂词，有的列举逝者业绩，表达生者哀思，但堪称佳作的确实不多。顾土、马斗全二位先生的慨叹，我很有同感。

　　回忆我自己从童年时代就有幸接触对联。祖父是前清进士，辛亥革命后从安徽地方官任上回淮安故里，除了参与地方一些慈善事业外，就是在家研究《易经》，潜心诗文，也常写对联。他写对联时，七八岁的我先为他磨墨、铺纸，然后站在书桌前提纸，写完铺在地上晾干，由他亲自盖印(这件事他不让我做)。他写的对联以应酬居多，偶尔也有挽联。1932年春天祖母病逝，值“一·二八”淞沪战争，供职于杭州银行的父亲因交通阻隔，绕道赶回运河畔家乡，已是祖母弃世四天以后。祖父所作挽联挂在灵前，我只记得上联起句是“择妇师孔明”，末句是“幸不负余凄苦志”，下联末句是“恨难待子远游归。”起句含意是他年轻时中举，求亲者甚多，而他择偶条件学诸葛亮以德不以貌，我的祖母淮阴唐氏，善良温顺、待人和蔼、被亲友赞为贤妻良母。举丧之日，灵堂中挂满挽联，事后祖父对我说过，挽联大多说好话，他并不太介意，只有一副写得真切，那一副其实用了两句古人诗，只在前面加个短句：“天上婺星沉。蝴蝶梦中家万里。/人间慈母去，杜鹃枝上月三更。”上联指父亲从远地间道奔丧，下联切逝者去世时间，都别有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