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妈妈生在穷苦人家，10多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家里人以为她不治了。妈妈的大姐--我的大姨听说新四军军医有西药可治，就用手推车推到新四军的卫生队，经过新四军免费治疗，活了下来。
1950年，妈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一次去抗美援朝参加动员大会，村里干部让她发言，她不识字，没法发言讲话表决心。她决定上学读书，那年她18岁。

上了两年小学，20岁，考进阜宁县东沟中学，1955年毕业，为该校首届初中毕业生。
同年，妈妈考入江苏省盐城师范学校。在校期间父母结婚。因为生我大姐，妈妈辍学一年。
1959年妈妈师范毕业。那时候师范毕业的中师生，在盐城地区极少，妈妈后来告诉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分配到阜宁县北湾村小学。

这样，妈妈在农村小学，一呆就是31年。
一般人家都是慈母严父。在学生心目中，我妈妈是个有爱心的老师，而在我的姐姐和我的心目中，妈妈是个严厉的母亲。爸爸工作在外地，只有周末回家。妈妈既要做好本职工作，还要照顾四个孩子的学习生活。而我们四个孩子，特别是我，经常让她不省心，只要不在她的视线里，我是调皮捣蛋，经常闯祸。下河游泳，经常把生产队里的船给搞个底朝天。去打谷场上，偷偷把生产队里的拖拉机给发动着了，去玉米地里，把未成熟的玉米棒子给掰耷拉下来。所以，经常被妈妈给与严厉的惩罚。我记得有一年夏天逃课去河里游泳，被妈妈发现了，不让我进教室，在烈日下暴晒。我光着脚丫子，在站在操场上。由于操场上地面温度高，我不得不左右脚轮换着“金鸡独立”。

五年级，妈妈是我的数学老师，我坐第一排。如果有某个学生上课开小差，妈妈会口头批评，如果我开小差，那就灾难降临了，不是教棒打头，就是过来一个耳光子。

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了关节炎，一到冬天，我关节酸痛。妈妈会在我的棉裤里膝盖部位多加一层棉花。睡觉的时候会用个装热水的玻璃瓶放在我的膝盖部位。

妈妈对我们姐弟们的关爱，往往都是在我们的不经意之中，而我们经常记得的是犯错被妈妈惩罚。

恢复高考后，教育被重视，而苏北农村教育仍然很落后。我记得妈妈在80年左右，就给学生编写课外复习讲义，注重补充课本的不足。她所教的数学学科，在全乡永远是第一，作为一个只有10来个教师，200多学生的村办小学的办学质量能超过乡镇中心小学，是非常了不起的。不少附近村的孩子会慕名前往借读。而作为校长，妈妈大胆给教师发福利，虽然钱不多，东西不多，及时在城市学校，在当时也是极少有的。

那时候，还没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对调皮捣蛋有严重错误的小学生，学校是可以开除的。我记得家里经常来一些外校被开除的孩子的家长，来找妈妈转来本校学习，妈妈大多都一口答应，而凡是被他接受的学生，往往都不再犯大错，基本都顺利完成小学学业。用现在流行口号，就是不放弃一个孩子，30多年前，妈妈就在自觉的做了。妈妈在读书的时候，是篮球队员，腰鼓队员。文革后她在小小的村办小学，在全乡率先成立了腰鼓队、莲枪（音）队，学校的文化生活搞的有声有色。由于工作突出，妈妈曾获得无数奖状，还曾被当选为县人大代表。

妈妈的学生都是农村的孩子，其中以后不乏成为专家学者、公务员，但更多的是还留在农村的农民。妈妈喜欢农村，喜欢跟她的学生在一起。即使退休了，也不舍得离开她奉献多年的农村。我工作后，妈妈虽然大多时间跟我住盐城市里，但是他还是喜欢住在乡村，随着村办学校 的萎缩，妈妈所在的学校变成了养鸡场。我们曾经的家已经变成了场房，父母就在学校附近的村里租了一间房子，每年去住上一两个月。

退休后的妈妈，渐渐的衰老，个子也没那么高了，腰也弯了。年轻时候的那种激情被岁月慢慢的消磨掉，变成一个地道的爱唠叨的老太太。对电视机，录音机有一种等现代化的生活设备心理上排斥，我教她无数次怎么开数字电视，她怎么也学不会。有时候我不想听她的唠叨，就躲她远远的。偶尔我还会冲她的唠叨表现出厌烦的情绪。无奈的妈妈她就看书，看报。她眼睛一只近视，一只远视，还散光。所以每每看书的时候，总是把脸贴在书上。妈妈的记忆力惊人，就在去世前几个月，她几乎还能全文背诵《孔雀东南飞》。今年六月父亲病重，我们都在忙着照顾父亲，而她曾经有过腰部骨折，行走不便。我怕她一人在家孤单，就找点事情给他做，经常买毛豆给她剥，让她动起来，而不至于心理上太难受。二姐问妈妈，你的指甲怎么不剪啊，她说：你弟弟喜欢吃毛豆，我留指甲每天剥毛豆给儿子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