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朝参战三年，父亲身上还发生了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是入朝第二年的某个冬日黄昏，父亲在一个高地与战友们一起打扫战场时，有战友跑来说看到一个女兵很像是作为卫生兵同期入朝，但很快失去了联系的父亲的大女儿王萍。当时大姐身染重病，父亲看到她时差点没认出来，加上天气寒冷无比，正发高烧的大姐眼看已奄奄一息。险恶的战场环境和当时的医疗条件，让无奈的父眼看着自己的女儿不能有任何作为，恰在此时，父亲的部队又接到了前进的命令，从此父女俩又成为生死两不知。直到战争结束父亲完整幸存回到国内后，才意外获悉他的女儿也完整地幸存了下来，作为伤病员早已先期回到了国内。

父亲晚年告诉我，想想太多的战友死在了朝鲜，当时分手后他对我大姐的幸存根本没抱任何希望。

与父亲传奇经历的路径不同，没有去过朝鲜的母亲晚年谈的则是她破落地主的出身与怀才不遇的现实，迫使她利用教学宣传真理，不知不觉地走上了革命道路的幸事。特别是面对家乡国共的拉锯往来，她能够深明大义，勇敢地秘密组织转移共产党人的经历。不幸的是解放后我的姥姥因思念她赴朝参战的唯一儿子而哭瞎了眼睛；遗憾的是幸存后凯旋归来的舅舅遭到小人妒忌，空有满腹笔墨却因家庭出身被划归中农而失去了继续在军中学习深造的机会，最终被解甲归田抱憾终身。

现在若以我的视角去评判父母，我觉得父亲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刚正不阿善恶两分；母亲则是深明大义宽忍求安。

由于刚正不阿，“三年自然灾害”时，父亲因在党内小组会上说了一句“饿死的人太多了，社会主义不应该是这样”的实话被官降了两级；文革中又因被冠以莫须有拒不认罪而被打倒。文革初期我刚入小学，和姥姥一起，亲历了父亲官被罢免，家被多次翻抄，走在上（放）学的路上，被一些同龄上下的孩子骂着，堵截追打的惊吓和父亲最终被宣布无罪官复原职，我们家又有了安全感的慰藉。我还亲眼见证了父亲被迫披麻接受批斗，连续几年被命令包刷办公大楼全部厕所，和到最累最危险的车间与工人一起化铜灌模接受改造的全过程。

文革后期复出的父亲仍然未改他那善恶两分的品格特性，对朴素善良的工人父亲常常面带微笑地与他们打招呼，甚至是有求必应。谈到那些在文革中上蹿下跳，唯恐天下不乱的害群之马时，父亲坦言那是他们的本性使然有着深层原因在所难免。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家一直不能解决的一个最为突出问题，是物质供应的持久匮乏与人口增长带来日益上涨需求的矛盾。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深切地感到了这种压力，东山再起的父亲殚精竭虑，千方百计地赶在各大节日前，通过各种关系从部队和地方购回农副产品和海鲜等分发给每一位职工，甚至是临时工，以增加职工们节日的喜庆气氛。须知在当时这种做法被认为是“走后门” 和“不正之风”，有着很大的政治风险。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同父亲一样，在当时有许多老干部都能主动自掏腰包为群众办事，个人经历和觉悟加上当时的政治环境，容不得“当权派们”有任何贪腐念头的闪存。在父亲多年的持续努力下，当年的七八一一工厂因她的兵工厂名声及其所谓的福利而一时享誉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