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都有世袭的祖茔，死了人即可埋到自家的祖茔里。但有些外乡人到本地来作官或经商，称之为“客居”. 这些人有“公馆”宅第，有一定的财产、人情交往，但不见得都要在本地置办茔地。这种门第一旦有了丧事，就要择吉“扶柩回籍”安葬祖茔。有的由于时局、交通或其它某种原因，不能办完丧事马上回籍安葬的，就须找个庙宇停灵或“丘”起来（把坑内四壁上砖，棺木放下不沾土。上面砌一圆顶，谓之“丘”起来）。

    另外，有的人，家里有茔地，但是出了“外丧鬼”，诸如病死于医院或暴死于路途，按旧制不宜往回家抬的，为了循例举行丧礼，必须找个庙宇，做暂短的停放。还有的因住处不太宽绰，不能遵礼如仪的治丧，如果借饭庄子地方，那就只能设影堂办事（举行接三、送库等仪式）却不能把灵柩也抬了去；结果，还得在家里停灵，外头办事，不但麻烦，而且也不成体统，所以，只得到庙里去办。

    清末，据不完全统计，北京有大小不等的寺庙共八百多座。它的主要经济来源不外乎有：一、庙产、庙地（香火地）的租子；二、施主、信众们的布施供养；三、庙会临时摊贩的租金和香客们的香资；四、独立经营或合资经营磨房、油盐店、杂货铺、中药店等买卖商号所得的利润；此外，应佛事（道观谓应法事），就是有的人家死人请和尚、道士们拜忏念经、放焰口。再就是本文提到的停灵、承办丧事。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本来，停灵暂厝，承办丧事，自古以来，僧庙就有这项业务。尤其从清末以来，英法联军、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起，内忧外患，战事一起接连一起，京师近畿一直不太平。客居京师的家里死了人，一时不能落叶归根，就必须停灵暂厝，这给各大寺院找来了好生意。因此，承办停灵办事的庙宇越来越多。

    俗云：“僧不捉妖，道不度亡”. 道士度亡是从元代才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度亡是僧人的事。因此，应民间停灵暂厝、办丧事的业务主要是一些佛教寺院，道观次之。

    起初，人们在庙里停灵、办事是有条件的，首先要遵守寺院中最基本的清规，例如：戒杀生，庙里不得进荤，即招待来吊唁的亲友不能用鱼肉酒馔，只能用素席。更不允许用佛、道两教之外的宗教仪式治丧。但后来为扩大业务范围，增加收入，越发开明起来，逐渐向新式的殡仪馆方向发展，无所禁忌。

    自上海出现了万国、上天、乐园等殡仪馆后，有的庙宇受到启发，从中吸取了部分经验，不但应汉、满两族人按当时市面风俗习惯，以佛、道两教为基本形式的丧事，而且应其它宗教形式的丧事，采取来者不拒，不问信仰、礼俗，甚至是天主教、基督教也予承应。例如：一九四七年秋天，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沈兼士病故，他是天主教教徒，结果在嘉兴寺举行“终傅式”。

    能应停灵、办事的庙宇，一般庙里当家的管事的都在社会上交际很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绅商各界，都要有个往来和走动。因为这种业务不能用任何形式进行宣传，只能靠朋友们给介绍。庙里管事的（或称了事的）与其它庙宇（同行）如各大喇嘛庙、各大道观、尼姑庵等，都得保持经常联系；与办丧事有关的各行业也都得有某种互相合作的关系。他们要联合一家至数家杠房、棚铺、彩子局、响器铺、家伙座铺、冥衣铺、各大饭庄子等。以便应了事，一呼即来。而上述这些行业也要主动靠上几处停灵、办事的庙宇，好有大宗买卖可做。

    有的庙里管事的应了丧事后，还要被本家请出来当“总提调”，所以必须对市面传统、通用的丧礼特别内行，能做礼仪顾问，又会筹措、调动、安排、指挥全部治丧事务。过去，大家主办丧事，很讲排场，丧礼有它固定的形式和内容，错一点也不行。因此，管事的根据死人的身份和本家具体要求，需要搭什么样棚，挂什么样的彩子，糊些什么烧活，用什么响器，用什么席面，一切具体安排，心中必须有数。事无巨细，都得想到了。从总的方面，必须遵礼如仪，合乎程序，有条不紊，使本家、来宾、及庙里三满意。这样，管事的自会财源茂盛。

    一九四九年春，各庙停灵业务均奉令停止。对所有暂厝灵柩，一律由庙里通知本家，限期起灵，否则按无主灵柩代为处理。遂后，嘉兴寺、贤良寺、法源寺、陶然亭都办起了殡仪馆，承办治丧业务（只办事，不停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