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葬文化之死亡学说

死亡学(Thanatology)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始于20世纪初。实际上，对死亡问题的关注在西方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和深厚的思想资源。自基督教勃兴后，钉在十字架上之血淋淋的耶稣受难像就把死亡意识深深地嵌入了大众的脑海中。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死亡学的出现则是相当晚的事。“死亡学”一词，首先是由生于俄国的科学家艾列梅奇尼可夫在1903年提出。他在《人类的本质》一书中指出，以科学的精神及方法研究“死亡学”及“老人学”，可以减少人类承受痛苦的过程，并可改善人类生活的本质。至1912年，美国医学教授罗威·柏克(RoswellPark)在医学协会的期刊中撰文，认为“死亡学”主要研究“死亡的本质及原因”。虽然死亡学的概念已产生，但有关死亡学的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却要到近几十年才得以有较大的展开。 1959年，心理学家赫尔曼(hermanFeifel)出版了《死亡的意义》一书，采用考古人类学、艺术、文学、医学、哲学、生理学、心理分析、精神医学及宗教学等的知识，全面地探讨了死亡现象，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本最具代表性的死亡学著作，出版后引起学术界及社会大众对死亡的问题研究的兴趣和关注。死亡学的研究发展至今，已有专门的团体、组织的成立和专业刊物的出版。其实人类从古到今一直是不断的研究与探索人的生与死。研究人类生死的奥秘。古代是想方法延长寿命，现代人是研究生死的本质。近代出现了临终关怀与悲伤辅导，以减轻痛苦，死亡是人类最悲伤的事，我们通过不断的认知死亡，理解死亡，从而改变对死亡的看法。现在安乐死逐渐普及，让人们能够平静的去世。提高人类文明素质与生存空间。在埃及现已查勘到的金字塔有90多座，跨度100多公里，它们都位于尼罗河西岸。这种布局与古埃及人的生死观有关。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傍晚于西方隐去，周而复始。因在为古埃及人心目中，河的东岸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生命源头的象征，而太阳降落的西岸则是亡灵的世界。古埃及国王之所以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去修建坟墓，是因为古埃及人认为，人生死不过是从一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不过是其灵魂与肉体的暂时分离，总有一天它们会重新结合。植物一年又一年地生长。于是，他们认为人同植物一样，生命不息，死后还会复生。他们认为死亡是生命的一种形式，人死不过是外观的死亡，人体内各种成分在另一个世界里仍具有生命。自启蒙运动之后，中国传统的生死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继续以西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改造传统的生死观，一是新儒家力图在现代视野中恢复传统生死观的积极内核和地位影响。将功利与幸福等观念直接引入了人生价值坐标中。胡适把依科学精神建立的人生观称为“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并认为人类的人生观可以逐渐做到大同小异的一致。在对待死亡的问题上，胡适也主张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对待之，指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的“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否认鬼神的存在，他说，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他对现实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肯定却是可取的。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把民族主义和忠于孔子的崇仰结合起来，以保守主义抗阻西方近代价值观在中国的传播。他认为“生命”是宇宙的本体，而“生命”就是“心”或“精神”，人心就是生命本原的最大透露，而人类生活中能实践生命的本性就是道德。他将这种体现道德生活的民族精神看作是生命之所寄。不仅义高于生，而且民族精神也重于民族生命。实际上，这就是儒家传统的死亡观，即舍生取义的思想。梁漱溟以意欲、生命等观念来诠释儒学的生死观，冯友兰把由知觉灵明之心所产生的“觉解”视做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强调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就在于能对自己所生活的宇宙和自己的人生有所觉解。根据觉解说，冯友兰又提出了自己的人生境界说，人生觉解的程度不同，人生意义也就不同。在生死问题上，冯友兰保留了宗教的内容，他指出，佛家所说的出离生死的方法是“破执”，也就是说在天地境界中，人是超贵贱、超生死的，生是顺化，死亦是顺化。所以，圣人其身体虽顺化而生死，但他在超生。冯友兰在博采众家的基础上建立的生死观，为儒家生死观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随着社会健康意识的普遍提高，人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对健康长寿的热烈赞美与追求。然而，正如任何美好的乐章都有终曲一样，死亡是生命历程的终结。讨论死亡，认识死亡，正视死亡，会使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存在的价值。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对死亡理解为生命的一个自然阶段，死亡只是生命有机体的自然变化，其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之处。人们对死亡的种种恐惧焦虑，不是来源于死亡本身，而是来源于死亡的恐惧与焦虑之中。特别是人到晚年或身罹疑难病症时，便会感到自己是“西山暮日”，认为自己“在世之日屈指可数”，更容易掉进恐惧的漩涡，为死亡的来临而焦虑紧张、愁绪满怀、惶惶不安、忧心忡忡，势必弄得卧不安席，食不甘味，梦幻纷扰，进而自暴自弃，消极悲观。这样，不仅会加速死亡的到来，纵然活着，也会将生命的乐趣剥夺。有生必有死，生生死死，这是人生一条不可逾越的客观规律，谁也逃脱不了死神的拜访。真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便会消除不必愈不怕死，愈不会死”。话虽通俗简短，但颇具哲理和科学依据。年老莫言老，人老心不老，那就会产生一种青春活力。总觉得自己还能有所作为。这有利于延年益寿。心理状态良好的人，有利于心志安定，气血调和，身体机能必须和谐，生理活动按正常规律运行，就会灾病不生，福康长寿。反之，精神状态处于紧张恐惧、忧愁抑郁时，会激起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一系列反应，影响人的正常生理代谢过程，降低人体的免疫功能，必然导致疾病缠身，未老先衰。临床上因忧思抑郁或悲伤恐惧而加重病情，甚至夺去生命者屡见不鲜，尤其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更经不起情志的刺激，有的骤受惊恐冷汗淋漓，二便失禁，虚脱身亡，也有的竟在一怒之下，诱发心脏病、中风而离开人间。因此，对于疾病要树立乐观主义精神，首先从心理上战胜疾病，应本着既患之，则安之，善于调节情绪，促进疾病早日康复。有位诗人曾说过：“信心是半个生命，淡漠是半个死亡”。有信心，才能激发拼搏精神，产生顽强的意志。保持坦然心境、乐观态度，才能挖掘自身抗病的潜在能力，使免疫细胞活跃起来，从而获得与疾病抗争的能力。被誉为铁人和抗癌英雄的徐州五交化工公司经理韩玉亭，曾动过14次大手术，切除过6种肿瘤，去掉乳房、子宫和部分肋骨、胃、肺、脾、胰等12个部件，20余年过去了，如今她还在工作岗位上顽强地、潇洒地活着。她向社会介绍她的抗癌“五心”术，第一条就是信心。她说：“我每次动手术都坚信不会死，我身体很好，能度过这一关。”有了这种意念，她或的就是精神。常言道：“不怕人老，就怕心老”。“越是怕死，越是易死；自信，何愁不会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上海民族乐团著名的二胡演奏家阎惠芬，她演奏的《二泉映月》曾倾倒了千万听众，不幸恶性黑色素瘤找上了她。她先后接受了6次手术，15次化疗，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鼓励下，一次又一次击退黑色素肿瘤细胞的侵袭，3次阻断肿瘤细胞的转移。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她以坚韧的毅力忍受癌症带来的种种疼痛和精神折磨。腋下手术后，手不能抬起，臂不能伸展，她仍咬紧牙关，坚持锻炼恢复体力和臂力，为的是重返舞台。6年后，她的愿望实现了。这生命的奇迹，闪耀着人类任何疾病都不能摧毁的意志的光辉。生死学的研究也是人类进步的一种表现，有的大学把校园到处布置成灵堂的样子，让就读的学生能以正面的态度来面对死亡，这种教学方式相当特别。校园布置的灵堂是一应俱全，各式各样的棺木、寿衣、骨灰坛，学生好奇地研究陈列的器物，因为有很多东西要是没遇过还真的不知道。学生透过实际仿真而了解，学生亲身参与不恐惧，死亡的最后一程也就是这么一回事。英国思想家罗素说：“一个人的生存好似一条河，起初是细小、狭窄的，被限制于河岸之间，但它会猛然地冲过岩石、越过瀑布，逐渐变宽起来，这时河岸也渐渐远去，河水流得越发平静，最后见不到任何断裂。河水最终溶进大海之中，无痛苦地自我消灭。”个人是涓涓细流，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是大海，个人生命结束，就好比涓涓细流溶入大海。有的哲学家把死亡叫做“大归”，活人喻为“行人”，死人喻为“归人”。“大归”就是“回老家”，回归大自然。涓涓细流悠然回归大海，有什么可怕、可悲的。不怕死不是愿意死。恰恰相反，我们要珍生、乐生，精心呵护生命，争取多活若干年，绝不轻生，绝不厌世，绝不糟蹋生命。怎么活都是活，快乐也是一天，忧郁也是一天，要好好度过这一生，争取活得健康，多一些欢乐。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短短几十年，理当格外珍惜。年岁越大，越要珍惜剩下的有限时间。应当承认，从生到死既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就应该坦然接受它，从容面对它，这是最好的选择。每个人都得走上这条路，与其忧心忡忡，不如泰然处之，与其在死神面前发抖，不如笑着迎接死神到来。任何情况下都应该积极乐观地生。即使将很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也不能“坐以待毙”。要始终振作精神，让生命永葆青春。生命存在一天，就要积极生活一天，做自己喜爱的事情，让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我对人生的看法，我的人生已经半百，很多人没有活到半百，我到今天已经够本了和知足了，多活一天是老天的恩赐，每天都保持一个好心情，提高生活质量，如果到了最后那一刻也没有什么后悔的，功名利禄乃身外之物，带不进坟墓，因为我已享受到了人生的快乐。一个人赤条条的来到这个世界，最后又赤条条的离去。名利等身外之物不足惜，亲情、爱情、友情，爱社会、爱人类之情，才真正值得珍贵。在有生之年尽心尽力地为社会、为他人、为亲人和朋友多做些有益的事，把尽可能多的精神财富留给人间，这是最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