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图分类号：K89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135(2002)04-0005-05 自战国以降，三峡地区与中原的联系就日益紧密。《华阳国志·巴志》载：“（张）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自此，中原文化开始大规模传入巴蜀地域，尤其是三峡地区，不少移民也大规模地迁入此地。顾颉刚先生认为，四川盆地移民的数目比土著还多，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在短时期内在这里生根发芽[1]。秦汉以后，三峡经济文化的发展格局与三峡地区的移民历史息息相关。随着三峡地区大量移民的进入，逐渐改变了三峡地区居民的构成。据文献记载，清朝云阳县“今境民族率自楚来迁，土著绝少”[2]。巫山县“土著甚鲜，类皆由湖北、江西、福建、浙江、陕西、广东等省懋迁而来”[3]“夔郡土著之民少，荆楚迁居之众，楚之风俗，即夔之风俗”[4]。这一点亦可从方志的统计中得到证明。民国《云阳县志》卷23统计178个大姓，其中可考迁入年代的有163姓，而清代就有127姓；光绪《巫山县乡土志》统计，该县94姓253家土族中，外省籍移民188家，巴蛮旧姓2家，土著9家，四川各地9家，外籍移民比本地居民多数倍。[5]严如熤先生在《三省山人风土杂识》中总结清代各地移民三峡情况说：“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籍约有五分，安徽、河南各省约三四分，五方杂处”。随着各地移民迁入三峡，汉族逐渐成为主干民族。这样，各地区汉族文化在三峡地区延续发展和交融，从而使三峡地区的文化不仅因地理环境因素，更因文化交融汇聚成了地域文化特色。这种文化的交融汇聚，也对三峡地区的丧葬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在三峡地区文化汇聚的演变过程中大体形成了以下几点地域性特色。 一、土著巴、苗、楚丧葬文化因素长期流存并融汇到汉族丧葬礼俗之中，形成不同的丧葬文化特色 考古和文献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诸如忠县淦井口崖脚战国至宋序列墓葬，有战国时期楚文化土坑木椁墓15座，战国时期巴文化土坑墓2座，西汉时期土坑墓2座，王莽新朝至东汉初期土坑木椁合葬墓2座，东汉砖室墓2座，南朝砖室墓1座，五代至北宋石椁墓2座。崖脚墓群延续时间长，体现了三峡地区巴、楚与汉族文化的延续和继承关系。同时，该地墓群墓制及随葬物的发现，为三峡库区汉族与土著相结合的墓制制度的演变，扩大了认识范围。如其中一座东汉初年墓长、宽各为4.2米，内置4具棺，随葬品多达120余件组。其它汉墓随葬品中，除了各类陶器外，还有铜鼎、钫、壶、镜、钱币等，钱币中有10余枚秦大半两。陶器如博山炉、陶竹节灯造型别致美观。“西汉墓中随葬陶釜与战国晚期巴墓陶釜一脉相承，反映了巴蜀文化传统在汉代的巴国故地尚绵绵不绝”。[6]再如1978年南岸涂山下出土土坑墓2座，发现了改装式的巴族青铜剑一件，这说明西汉时期汉族文化已经融汇了原来的巴族文化，形成了地域性特色。[7]苗楚丧葬礼俗除了其后裔继承发展外，也长期影响了汉族丧葬礼俗，与原楚地接壤的地区，如云阳长期保留了楚俗。《云阳县志》载：“楚俗信巫，斯县巫风特甚。”“又以令牌象棺，箸象杠，观棺杠之象，知生死迟速；其说……大抵本楚古俗，而中化于张鲁及黄巾之遗传。”《云阳县志》还论及该“县多奉觋教，除禳病外，复有解结、还原、二郎神之类（词牌有《二郎神》之名，盖亦楚歌遗词）”。屈原的“《九歌》、《山鬼》、《国殇》和《招魂》、《大招》诸辞，皆仿楚俗，今之巫歌由来古矣”。[8]楚丧葬文化因素长期保留下来，成为汉族礼俗的部分内容。 二、文化融合使三峡地区墓制演变及随葬器物自成体系 墓作为丧葬习俗的主要内容之一，它的功能一方面体现追终慎远，事死如事生的孝道精神，另一方面作为死者的归宿之处，一向受到人们的重视。根据考古发现，西南地区包括三峡地区“自汉代以来就形成自己独特的墓葬体系”。[9]以墓室形制的演进为例，可以同其它区域同期相比，自有特点。石室墓自东汉时由中原传入三峡地区，颇为流行，同期长江下中游地区十分盛行砖石墓，两地区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