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说中，当孔子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时，在梦中出现了如下的绝望场景： 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昨暮予梦坐莫两柱之间。（这个世界失序已经很久了，没有人能理解如何实现的理想。昨晚，我梦到我坐在两柱之间的祭品之中，棺椁置于其中。） 庄子： 当庄子将要去世的时候，他的学生们想要为他筹备一场儒家式的豪华葬礼。但是他拒绝了，说：“太阳和大地将是我的棺椁。”学生们表示反对，说道：“我们担心您的身子会被乌鸦和老鹰啄食。”庄子给出了很有名的回答： 放在地上是被乌鸦、老鹰吃掉，埋到地下是被蝼蚁吃掉。所以，你们是在夺乌鸦、老鹰之食而喂蝼蚁，何必这样偏心呢！（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对庄子来说，存在即合理，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好的。死亡只是从一种存在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变而已。如果我们能在此存在中找到幸福，那为何不能也在新的存在形式如蝼蚁之食、乌鸦之食和老鹰之食中找到幸福呢？存在就是由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化而限定的，所有的形式都得按照他们的本来面目被接受下来。所以，庄子写道： 生与死从未停止过转化。它们是尚未结束的开始。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个原理，我们就能在生与死之间获得平衡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苏格拉底： 有个人告诉他：“三十僭主已经判你死刑了。”他回应道：“随他们吧。”同样地，苏格拉底将问题扔给了起诉者以及陪审团，声称他们应该自信地面对死亡。被判决死刑之后，苏格拉底用以下的惊人之语结束了发言： 现在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活着；究竟谁过得更幸福，只有神知道。 这句话浓缩了古典哲学对待死亡的态度：死，完全不值得恐惧；相反，死还是生之所依。苏格拉底谜一般的遗言——“克里同，我们应该向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献一只鸡”，表达了死是生之良药的观点。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医药之神，遭受疾病之苦的人们在睡前向他敬献牺牲，希望他能够唤醒患病之人。所以，死亡，只是一场治疗性的沉睡。 第欧根尼： 当被问及他想怎样被埋葬时，第欧根尼说“脸朝下”。色尼亚德斯（Xeniades）问他为何要这么做，结果得到了一个谜一般的答复：“因为用不了多久，朝下的脸就会翻过来转而朝上。” 伊壁鸠鲁： 在遭受了两周肾结石引起的折磨之后，伊壁鸠鲁死于肾脏衰竭的极端痛苦。但是，在临终之时，朋友和学生围在他身边，他走得很是欣慰。在写给赫尔马库斯（Hermarchus）的最后一封信中，伊壁鸠鲁写道： 在我生命中最幸福也是最后的一天中，我正在遭受着膀胱与肠子疾病的折磨，这些疾病的情况到了最严重的程度。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他继续写道： 但是，只要想起了我的理性和研究成果，想起它们所带来的灵魂满足感，就足以抵消所有的病痛。 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传》（Life of St Augustine）是在奥古斯丁去世三十年后由波西迪乌斯主教（Bishop Possidius）撰写的。在希波城受到“汪达尔人与阿兰人以及一些哥特人部落和其他部族人组成的蛮族军队”长达14个月的围攻时，奥古斯丁病倒了，严重发烧。霍诺拉特（Honoratus）问他，主教和神父们在面对敌人时是否应该辞掉教会的职位，奥古斯丁写了一篇极为雄辩的长文谴责这种做法。他认为，神职人员的义务就是与信众们站在一起，而不是把他们交给异教的“恶狼”。 奥古斯丁在76岁时去世了，那时他已经在位于今天阿尔及利亚的希波城担任了四十年的神父和主教。快要死的时候，他要求独处。奥古斯丁让人抄写了大卫的诗篇，朗读着它们，“泪水涟涟不绝”。奥古斯丁没有留下遗嘱，因为作为一个穷人，他没有任何可以留下来的东西。 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在失意中死去，留下了陷入极端贫困的家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被赶下了他所渴望的政府职位，因为他过去与美第奇王室关系密切，而美第奇王室此时已经失去了在佛罗伦萨的统治权力。 自打死后，马基雅维利就拥有了举世无双的恶名，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中说他是“没人性的马基雅维利”。我更倾向于卢梭对马基雅维利的评价：“一位诚实的人，一位好公民。”在去世前两个月所写的一封信中，马基雅维利这样写佛罗伦萨：“我热爱我的故乡胜过热爱我的灵魂。”令人伤感的是，这无法阻止该城的公民们忘恩负义、变幻无常、撒谎骗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