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中亚地区居住着中国人的后裔――东干人，而且至今还保持着中国晚清时期的传统和文化风俗。《环球时报》是最早报道东干人的媒体之一。如今十几年过去了，这些操着一口130年前清代陕西方言的东干人，生活有多大改变？与中国的来往有多密切？《环球时报》记者在哈萨克斯坦民族联盟官员的陪同下，再次探访了这个与中国人有着亲情血缘关系的东干人聚居地――马三旗。

　　老老少少都说“陕西官话”

　　东干人已经在中亚地区生活了130年，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19世纪下半叶，我国西北陕甘宁地区曾发生持续十多年的回民起义。起义失败后，3万多人在起义首领白彦虎的带领下背井离乡，翻越了茫茫的天山，逃到了中亚。此后，这批陕西回族移民就与华夏大地彻底失去了联系，成了中亚大家庭中的一个新民族，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统称为“陕西村”。

　　刚到中亚时生存条件异常险恶，但他们竟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东干人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作，种植水稻、小麦、蔬菜，栽培果树，繁衍后代。初来时只有3000多人，现在已经发展到十几万人，主要分布在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几个聚居点。他们还大大丰富了中亚原本有限的蔬菜品种，东干人来之前，当地百姓冬天只能吃到土豆、胡萝卜和洋葱这“老三样”。

　　在中亚扎根后，东干人不忘本，代代相传，牢记自己是 “大清国人”的后代。东干人走亲戚，参加婚丧嫁娶仪式，必须使用母语――东干话，不然会遭人白眼。因此，他们现在除外出用地道的俄语外，还操着一口带有浓重西北口音的清朝时期的“陕西官话”，如将领导称为“头领”，将政府机关称为“衙门”，把政府官员称为“大人”，将警察称为“衙役”，称店铺老板为“掌柜”，称银行为“钱庄”，学校叫“学堂”， 妻子为“婆姨”。他们老老少少都会说“陕西官话”，但由于当时迁徙过来的东干人多为农民，文化水平不高，再加上长期与中国隔绝，他们已经不认识汉字。为了保留中国的文化，东干人创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用俄文字母拼写出的东干文。因此村上人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中文的，一个俄文的。

　　仿佛回到了陕西农村

　　马三旗位于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处，从阿拉木图需要驱车300多公里。到了马三旗，天色已晚，但见沿途的村庄，陕西韵味十足，一个个方方正正的院落前都放养着鸡、羊和牛。马三旗营盘乡的马乡长以及东干人协会会长安胡塞早早地等候在村口。

　　走进东干人的小院，感觉就像回到了陕西农村。院子里种着各种花草，窗台上也摆着花草，安胡塞会长说，这都是老习俗老传统了。进屋后，就发现炕桌上早摆满了水果和点心，柜子里的盘子、碗摆得整整齐齐，旁边还叠着几床大花被，一种熟悉而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里屋的床上，更是铺着绣花的大红床单，安会长拿起床上的绣花鞋告诉记者，这是新娘子结婚时必须穿的。东干人极为看重婚礼，他们基本保持着清朝时婚丧嫁娶的习俗，如结婚时，新郎必须身着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新媳妇必须脚穿绣花鞋，梳着样式复杂的清代妇女发式――“燕子头”，身着绣满龙凤图案的红色大襟裙衫。由于宗教信仰不同，东干新娘没有大红盖头，但手中却仍然拿着红色的绣花丝帕。没想到，中亚大地上，中国人目前只在舞台、电影和博物馆才能看到的服装，在东干人身上鲜活地展现着。

　　东干人一见我们，就像见到了家乡人一样亲切。吃完了水果点心，东干妇女又忙里忙外地张罗开了，煎炒烹炸，又是糯米糕又是酸辣凉皮，又是羊肉面又是馒头包子，桌上摆了满满三四十个大碗，大概属百年前清代的中式菜肴。打开的话匣子更是滔滔不绝，安胡塞会长年轻时曾在莫斯科上过大学，由于身兼数职，现在经常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来回跑，所以他的汉语说得相当流利。安会长的小孙女一直依偎在记者身旁，老想与我们说话，但彼此之间只能似懂非懂。对记者来说，她的话实在“太古代了”。而这个女孩小小年纪估计也不明白，为什么“俺老家来的人竟然听不懂俺讲的话”。但她叫“爷爷”和“奶奶”时，与中国人讲得一模一样。

　　多子多福传统根深蒂固

　　在哈萨克斯坦的东干人勤劳质朴，多数从事蔬菜种植，家家前后院都有一大片绿油油的菜地。不过，现在他们的生活慢慢起了变化，原来90％靠农业，现在开始做起了边贸生意，还有的靠编织毛衣，甚至有的在经济中心阿拉木图和新首都阿斯塔纳开饭馆，因此目前的生活普遍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