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何丙仲单枪匹马去厦门湖里海天路附近一个村庄抄碑。在村庄里游逛时，何丙仲后边有一个人一直在追踪。他知道肯定又被人家当成贼了，因为他出外寻找石刻文物通常穿着破旧的衣裳，皮肤又黑，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工头。最后，经过何丙仲一番解释、出示证件，误会才得以消除。

　　除了学者，一些默默无闻的民间人士也为抢救和保护石刻文物做了很多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何丙仲的一位朋友吴鹤立就是这些民间人士的典型代表。

　　吴鹤立非常热爱文物及传统文化。他对同安一带的文物状况很熟悉，同安许多文物考察活动都是他带路，他也不拿任何报酬。吴鹤立给何丙仲提供了很多石刻文物的线索，并且亲自带他去现场，何丙仲从而得以收集到许多的文物史料。

　　何丙仲对吴鹤立很感激，在准备出版的关于厦门墓志铭书籍时，决定与吴鹤立一起署名。吴鹤立不同意，他认为自己并没做什么，书籍都是何丙仲一个人写，把他的名字署上实在不敢担当。何丙仲坚决要署上其名字，何丙仲称：“如果没有吴鹤立的帮助，我就不可能收集到这么多石刻。如果不署上他的名字，我会感到十分对不住他，我也没有其他方式对他作的贡献表示感谢。”经过反复的游说后，吴鹤立才勉强同意。这件事在考古界一时传为美谈。

　　如果没有他们做的那些工作，厦门不知有多少石刻文物能够保留到今天?

　　填补了众多

　　历史研究空白

　　厦门大学历史系施伟青教授表示，不少墓志铭确实起到了填补历史空白的关键作用。

　　厦门收藏爱好者陈先生收藏了明朝一位泉州籍将军的墓志铭，这方墓志铭是20多年前在鼓浪屿出土的，收藏至今一直觉得是个宝。2009年，泉州市博物馆考古专家还专门来厦门，对陈老先生所收藏的墓志铭进行鉴定。该墓志铭除了有文物价值和地域价值外，是一种见证历史的实物证据，最重要的是填补了《泉州府志》与《晋江县志》的空白。该墓志铭所记载的人物是明朝泉州籍将军屈遗元，而撰写人是他的大舅子张光启，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所写的内容较具真实性。

　　对于墓志铭上所记载的人物，相关学者分别在《泉州府志》《晋江县志》里翻找，但未能找到此人的记载，只找到此人的祖父屈应鳌。该墓志铭上详细记录了撰写人张光启为“总兵官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泉州府志》《晋江县志》中也未能找到。因此，发现该墓志铭可以填补《泉州府志》和《晋江县志》400多年之缺，并且是一次填补了两位重要的人物。

　　2008年，厦门同安区五显镇塘边村在溪仔尾平整征地时，挖掘出两块清代武职官家墓志铭，经过专家鉴定为清代武职官家墓志铭，铭题为《皇清诰封夫人洪惠林太夫人墓志铭》，距今244年。该墓志铭详细记述林太夫人守节54载，侍奉公婆，相夫教子的贤能女德以及50多位三代子孙婚嫁的情况，这对于研究清代中叶的武职官所、门荫制度、官家联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这些内容在一般的历史资料中极少见到。

　　墓志铭上记载的内容，很多是史书上没有的东西或者和史书记载不一致，何丙仲认为，这可以起到补史、正史的重要作用，对历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他极为推崇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认为做学问就应该将石刻和历史古籍相结合，这样才能取得突出成就。